此外，土地权利之外之权利，如土地之改良物(建筑物或工作物)，亦为征收之标的物。

从对合宪性解释的这一理解出发，宪法法院也对其与所谓的基于宪法的解释（verfassungsorientierte Auslegung）进行了明确区分。[36] 换言之，宪法法院要求一个完整的条款不再适用。

然而，很多案件所涉及的法律本身往往就存在多种解释可能，进而识别立法者的基础决定就将会非常困难。如果该法律的文义、发生史、其与相关规范的整体关联以及其意义和目的能够容纳多种解释，而其中只有一种能够达致合宪的结果，那么就必须选择这种解释。宪法法院确立了法律合乎宪法的推定。[27] BVerfGE 115, 51 (65 f.). [28] 奠基性的是吕特判决（BVerfGE 7, 198 – Lüth）。对于理解德国法中的这一解释原则具有重要意义的，首先是法律与宪法的关系。

[30] BVerfGE 8, 28 (34); 90, 263 (275); 92, 158 (183); 122, 39 (60). [31] BVerfGE 95, 64 (93); 99, 341 (358); 110, 226 (267); 121, 30 (68); 134, 33 (61); 参见BVerfGE 8, 28 (34) 即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合宪性解释在核心部分误解或者扭曲立法者的目的。[8] 进而，宪法法院由此推导出了一种对现行法的倾向性（favor legis）。[15] BVerfGE 64, 229 (242). * 基本法第100条第1款第1句规定，如普通法院认为其正在审理之案件所应适用的法律存在违宪之虞，则应停止裁判程序，将该法律提请联邦宪法法院审查。

[24] 如果宪法法院不遵循对现行法的倾向性，那么就意味着，只要某部法律的某项条文至少有一种解释方案违反宪法，该条文都可能被撤销。进入专题： 合宪性解释 。但从结果上，这一异议是不起作用的：宪法法院必须首先通过解释确定某个规范的内容，然后才能就其合宪性进行裁决。如果其通过某种方法论途径得出了一个符合宪法价值理念的结论，但这种方法论规则本身却违背了法官在发现法的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宪法界限，那么这时法官也违反了宪法。

在宪法法院看来，对议会立法者的尊重要求：凡根据宪法可以保留的，均应尽可能保留。在论证的最后，宪法法院还做出了一个实际上已经与合宪性解释原则不相符合的决定：据此，刑法第261条第5款——该款要求在主观方面仅仅‘轻率过失（Leichtfertigkeit）即已足够——不适用于刑事辩护律师收取报酬的行为。

但支持诉愿人的请求，并不必然意味着要宣告系争规范无效。[41] 而宣告（部分）无效这一严厉的制裁，原本可以促使立法者自行对刑法罪名的构成要件做出一种与刑事辩护律师的基本权利相适应的、符合宪法的表述。[34] 在第一步，宪法法院确认，如果在解释时不考量宪法的影响，则刑事辩护律师接受报酬的行为的确可以满足刑法第261条第2款第1项的构成要件。第一种，当宪法规范对裁决争议具有重要意义时，所有法院都应适用宪法，尤其是基本权利，对这一点并无疑问和争议。

但在此之前，应首先澄清一些宪法和方法论上的基础问题，对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原则正立基于这些前提之上。[25] 典型的表述例如：X法的Y条文在裁判理由部分给出的解释下是符合基本法的。宪法法院的一项最新裁判清晰地阐明了对合宪性解释的这种理解。所有的法律都有待解释。

联邦宪法法院2004年3月30日做出的 洗钱罪判决（BVerfGE 110, 226）即为典型例证。[5] 在国内法中，宪法是位阶最高的法律渊源，约束所有国家权力。

从对合宪性解释的这一理解出发，宪法法院也对其与所谓的基于宪法的解释（verfassungsorientierte Auslegung）进行了明确区分。[36] 换言之，宪法法院要求一个完整的条款不再适用。

然而，很多案件所涉及的法律本身往往就存在多种解释可能，进而识别立法者的基础决定就将会非常困难。如果该法律的文义、发生史、其与相关规范的整体关联以及其意义和目的能够容纳多种解释，而其中只有一种能够达致合宪的结果，那么就必须选择这种解释。宪法法院确立了法律合乎宪法的推定。[27] BVerfGE 115, 51 (65 f.). [28] 奠基性的是吕特判决（BVerfGE 7, 198 – Lüth）。对于理解德国法中的这一解释原则具有重要意义的，首先是法律与宪法的关系。[30] BVerfGE 8, 28 (34); 90, 263 (275); 92, 158 (183); 122, 39 (60). [31] BVerfGE 95, 64 (93); 99, 341 (358); 110, 226 (267); 121, 30 (68); 134, 33 (61); 参见BVerfGE 8, 28 (34) 即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合宪性解释在核心部分误解或者扭曲立法者的目的。

[8] 进而，宪法法院由此推导出了一种对现行法的倾向性（favor legis）。在规范审查程序中，无论个案程序是抽象规范审查（基本法第93条第1款第2项）、具体规范审查（基本法第100条第1款第1句）抑或宪法诉愿（基本法第93条第1款第4a项），如果宪法法院在该案件中确认规范违宪，原则上都会宣告该条款自始无效（ex tunc Nichtigkeit）。

不同意见参见A. Voßkuhle, Theorie und Praxis der verfassungskonformen Auslegung von Gesetzen durch Fachgerichte, AöR 125 (2000), S. 177 ff. (180)，其将合宪性解释作为基于宪法的解释的一种子类型来看待。这一推定还意味着一种保全规范的利益。

[50] 第二种是宪法的辐射效力，法规范应当总是被解释为与宪法相符，这一点对于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以及保护义务尤其具有意义。以法律（Gesetz）的形式制定法规范（Recht）并通过制度性的宪法法院审判权来审查法律的权力分立体系，正说明了这一对于立法者行为合宪性的推定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合宪性解释所内含的这一危险，却不应导致在规范审查程序中全然废止这种论证方式或裁判变种类型。合宪性解释即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之一。然而，关于合宪性解释的基础性问题，特别是其在外国法语境中的本源本义，仍需要详加甄核。[13] 它毋宁是要求，对法律解释的多种可能结果进行相互比较，并排除其中与宪法和宪法的基础决定不符的部分。

[1] 在65年后的今天可以发现，一方面，合宪性解释已经被确定无疑地适用于各级法院的审判实践中。进而，这一裁定还从两个方面对普通法院的合宪性解释权限进行了限制：如果法院在初始程序中不进行合宪性解释而直接向宪法法院提请法官审查程序，那么就有可能导致该规范审查不被宪法法院受理（基本法第100条第1款）。

译文主要参考《德国刑法典》（2002年修订版），徐久生、庄敬华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127页。而在那些不存在一个与联邦宪法法院类似的法院的国家，[44] 关于不具有废止规范权限的法院是否有权对法律进行合宪性解释的问题，就会非常引人关注。

——译者注 [34] 亦可参见 L. Kuhlen, Die verfassungskonforme Auslegung von Strafgesetzen, 2006, S. 54 ff. [35] BVerfGE 110, 226 (245-268). [36] BVerfGE 110, 226 (270). [37] 亦可参见 BVerfGE 85, 69。同时，这里也涉及方法论的问题。

2014年底，宪法法院支持了一个宪法诉愿，在裁定中确认联邦最高法院逾越了合宪性解释的界限。而法院适用宪法最终有两种途径。这里还涉及其他一些问题，例如宪法法院与其他法院的分工关系、法律适用的实用主义考量、通过由各级法院进行合宪性解释替代宪法法院对法律的撤销来维护立法者。L. Kuhlen, Die verfassungskonforme Auslegung von Strafgesetzen, 2006; U. Lembke, Einheit aus Erkenntnis?, 2009; 教科书中的相关讨论可参见：K. Schlaich/S. Koriot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10. Auflage 2015, Rn. 441 ff. [5] 一般认为，法秩序的位阶理论可以追溯到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参见H. Kelsen, Reine Rechtslehre, 1. Auflage 1934, S. 74 ff. [6] 关于对法秩序位阶理论的这一内容填充，参见W. Skouris, Teilnichtigkeit von Gesetzen, 1973, S. 99 f. [7] BVerfGE 2, 266 (282). [8] 也有批评认为这种推定在经验上并无法证明，参见W. Skouris, Teilnichtigkeit von Gesetzen, 1973, S. 98. [9] BVerfGE 49, 148 (157); 54, 277 (300); 86, 288 (320); 130, 372 (398); 详尽讨论参见V. Haak, Normenkontrolle und verfassungskonforme Gesetzesauslegung des Richters, 1963, S. 190 ff. [10] BVerfGE 86, 288 (300); 128, 326 (400); 134, 33 (61); 亦可参见H. Simon, Die verfassungskonforme Gesetzesauslegung, EuGRZ 1974, S. 85 ff. (86). [11] 关于这一概念，参见J. H. Ely, Democracy and Distrust, 1980. [12] BVerfGE 101, 158 (236); K. Schlaich/S. Koriot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10. Auflage 2015, Rn. 530 f. [13] 对此还存在争议，将合宪性解释归入目的解释的观点，参见W. Roth, Die verfassungsgerichtliche überprüfung verfassungskonformer Auslegung im Wege abstrakter Normenkontrolle, NVwZ 1998, S. 563 ff.  (564). [14] 在此即已经存在根本性的不同意见，V. Haak, Normenkontrolle und verfassungskonforme Gesetzesauslegung des Richters, 1963, S. 270 ff. 与 K. A. Bettermann, Die verfassungskonforme Auslegung. Grenzen und Gefahren, 1986, S. 33 ff. 中曾非常尖锐地指出，对法律的解释仅仅是专业法院——而非联邦宪法法院——的职责。

该法条的表述，有可能对国家的中立性或学校的政治、宗教和世界观安宁造成危害或干扰，实际上并没有限定，此处的危害是可以抽象地判断抑或必须在个案中根据具体情况来确认。[32] 相较于立法者原本所设想的法律内容，合宪性解释只能限缩（minus），而不得变更（aliud），后者明显属于对立法者权限的侵犯。

在此类案件中，合宪性解释也就变得尤其不确定。在术语的使用上，宪法法院的裁判也并不确定，有时会简单地称为解释，在另外一些地方又会明确地使用合宪性解释。

译者感谢张翔教授、柳建龙副教授、曾韬及Michael Müller对译文提出的建议。无论我们是否支持宪法法院关于个人宗教自由射程的宪法判断，[19] 是否认同就对学校安宁的危害做抽象与具体的区分，[20] 在方法论上，宪法法院的这一裁判是无可指摘的。